原標題：醫患沖突：十年復診

　　距離上回被患者找來的一幫人打斷鼻梁骨那事兒過去已經一年多了，但王子良到現在還是不敢值夜班。每次有人跟他提起這件事，他都擺擺手，“怪窩囊的，別說了。”

　　當時那件事其實一點兒也不復雜。有個患者想跳過手續找他直接拿藥，但醫院有規定，禁止醫生私自開藥。王子良的拒絕換來了一頓拳打腳踢，然后直接被送進了耳鼻喉科。

　　跟王子良在同一個醫院工作的柳林峰對這種事情就要看開很多。他在急診科工作了將近十六年，笑稱“被踹幾腳、扇倆耳光，那都是常有的事兒”，似乎已習以為常。

　　2018年中國醫師協會發布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在中國，有66%的醫師曾親身經歷過醫患沖突事件，超三成的醫生有被患者暴力對待的經歷。而在我們搜集的近十年內中國媒體報道的295起傷醫事件中（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共有362名醫護人員受傷，99名醫護人員被患者持刀具襲擊，24位醫生在醫患沖突中失去生命。

數據來源：網絡上搜集的2009至2018年媒體報道的傷醫事件

　　從近十年中國媒體報道的傷醫事件來看，廣東省暴力傷醫事件被報道的頻率最高，共有38件。山東、江蘇、浙江、安徽等東部人口大省被報道的傷醫事件也較多，西藏、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區傷醫事件較少。

網絡上搜集的2009至2018年媒體報道的傷醫事件  數據來源：2017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

　　醫院的級別越高，被報道的傷醫事件發生的頻率越高。在十年內見諸報端的暴力傷醫事件中，有七成發生在三級醫院，其中三甲醫院就占了一半以上。

　　正所謂“大醫院，擠破頭；小醫院，空蕩蕩”。大城市的三甲醫院，由于擁有先進的醫療設備、人員和技術資源吸引了大批患者，因此傷醫事件發生的概率也相對較高。

　　“現在人們有錢了，得了病都喜歡往北京上海跑，就像割個闌尾這樣的小手術，我們二級醫院明明也能做，非要擠那些三甲醫院。現在那些大醫院做個手術光排隊就要等半年，反觀我們醫院就沒人。”崔淑敏抱怨道。她是山東省一家二級甲等醫院的護士，她所在的骨科現在有一半的床位是空的。

數據來源：網絡上搜集的2009至2018年媒體報道的傷醫事件

　　而在醫院所有的科室中，近三成被報道的傷醫事件發生在急診科。同時，外科、內科和婦產科也是被報道的事故多發地。

　　于明是北京120急救中心急診科的一名隨車醫生。他認為，急診科的傷醫事件往往“多而不重”，“急診科確實沖突多，很多人喝了點酒，膽子就大了。一般是拳打、腳踢，掐脖子，有時候甚至會抄起身邊的東西，但往往都不是特別嚴重。”

　　謾罵和耳光，究竟為何落在醫生身上？

　　從媒體報道的傷醫事件來看，對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和對醫生的治療結果不滿是患者傷醫的主要原因。“醫生態度不好”“病沒給我治好”“醫生的專業水平不行”等等，是患者或家屬訴諸暴力的常見理由。

數據來源：網絡上搜集的2009至2018年媒體報道的傷醫事件

　　于露是西安市閻良區人民醫院的一位年輕醫生，2017年10月，她所在的醫院收治了一名早產生了黃疸的男嬰，“治療措施應該沒有什么問題，但最后孩子不幸死掉了。”她解釋，新生兒比較脆弱，任何一點內因或外因都可能導致意外的發生。

　　孩子的家屬對此事有著另一番說法。因為直到出事前一天晚上，孩子身體的各項指標還都正常，但次日早晨，醫院突然向家屬表示孩子“情況不好，但一直不讓見小孩”。孩子于當日早晨夭折。孩子的家屬認為，閻良區人民醫院對此事“一直躲躲閃閃，含糊其辭，對于孩子的死亡說不明白，給不了我交代。”這讓家屬的負面情緒徹底爆發，堅稱是醫生的過失導致了孩子的死亡。

　　“十幾個人，在醫院大門口擺花圈，放哀樂，拉橫幅。大夫上班都得繞道走，病人看病也無法正常從大門進入。”于露說完長嘆了口氣。

　　除了患者因對醫療服務不滿對醫護人員揮動拳頭之外，還有一個出現頻率頗高的原因有些荒唐——酒后鬧事。深夜的醫院似乎成了一些醉漢表演撒酒瘋的直播現場。

　　于明去年就碰上過類似的經歷。某次半夜他隨車出診，收治了一位喝得酩酊大醉的患者。這名患者在救護車上漸漸蘇醒了過來，借著酒勁開始辱罵同行的同事和醫生。救護車剛在醫院停下，患者一下車就把同事一腳踢翻在地，然后順手拿起車里的醫療設施，轉身就要向于明和救護車司機打來。

　　“我們當時嚇了一跳，還好都及時躲開了。”這位“患者”卻仍然不依不饒，先是砸了救護車的玻璃和后視鏡，又一直追著司機跑到醫院里，砸了輸液室的椅子，引發了一陣不小的騷亂。直到警察過來，事件才得以平息。

　　被打，就只能忍氣吞聲嗎？ 

　　2007年那會兒，柳林峰還沒當上急診科主任。有一回值夜班，一位大學生因為突發心悸被家屬送來就診。經過仔細的診斷，柳林峰認為只要稍事休息一下便可自動好轉，于是便讓患者在原地休息。誰知病人家屬曲解了他的意思，以為醫生故意怠慢。一名男性家屬沖了上來，一個巴掌狠狠地甩在柳林峰的左臉頰上。

　　“嗡”地一聲仿佛有一個炮仗在耳邊炸開了，接著熱乎乎的鼻血流了下來。柳林峰一下子就懵了，“我好心好意給人看病，到頭來被人不明不白地扇了一巴掌”。

　　保衛科的人及時趕到，把撕扯著的雙方拉開。在警察趕來的途中，患者心悸的癥狀消失，家屬帶著人一溜煙兒迅速離開了醫院，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碰上這種事情你也沒地兒說理去，大半夜鬧事打醫生的十有八九是喝醉了酒。他們打完人就跑，你根本來不及報警。就算把警察叫來了，他們也只能過來詢問一下情況，做個筆錄。”柳林峰說著攤了攤手。

數據來源：網絡上搜集的2009至2018年媒體報道的傷醫事件

　　在所有收集到的傷醫事件報道中，有近四成的報道里沒有提及傷醫事件的后續處理結果。而在提及處理結果的報道中，行政處罰是最常見的懲戒手段，如10至15天的行政拘留或幾千元不等的罰款。還有部分報道僅跟進到刑事拘留階段，或僅用“警方已經立案調查”、“涉事者已被警方依法抓捕或批捕”一筆帶過，并未公開案件的后續處理情況。根據統計，涉及刑事處罰結果的報道占總數的不到5%。

　　于明認為多提及對傷人者的處罰結果是有必要的。“媒體如果不寫明這些人最后受到的懲罰，那還是不能警示不理智的人，也無益于問題的解決。”

　　柳林峰指出，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里，警察通常都會把患者毆打醫生的案件當作“互毆事件”來處理，而不是按照“尋釁滋事”或是“擾亂公共秩序”來處理，因此對鬧事者的處罰很輕，難以起到有力的懲戒作用。

　　“我們國家的法律制度一直偏向于保護弱者。在醫患沖突里，患者就是所謂的‘弱勢群體’，因為患者沒有專業的知識，沒有強大的后臺和資本。所以如果醫生被患者打了，人們會覺得醫生肯定有問題。倘若碰上醫療糾紛，不管醫生到底有沒有錯，醫院都要象征性的賠錢。”

　　有關部門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頒布，首次將破壞醫療秩序行為納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并規定“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2016年，國家衛計委、中央綜治辦、公安部、司法部等9部門聯合開展為期一年的嚴厲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專項行動。2018年，《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施行，要求公安部等有關部門依法嚴厲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并倡導更多途徑來解決醫療糾紛。

　　醫患矛盾的癥結在哪里？

　　傳統觀念認為，醫療成本高、國家醫療補貼少是導致醫患沖突高頻出現的根本原因。老百姓住不起院、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心中積壓的怨懟多了，自然就要發泄到醫生身上。

　　但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每個點代表一個國家：越靠近右上角，政府對醫療行業的資金投入比例越大 

　點越大，該國公民享受的政府醫療補助越多

　　數據來源：2015年世界銀行發展指標

　　從世界銀行最新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國目前的政府醫療投入情況的確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與歐美國家相比更是差距懸殊。以瑞士為例，作為高福利發達國家，瑞士政府的醫療投入力度在統計到的國家中最大，超過1/4的政府開支用于醫療衛生建設。而我國的政府醫療開支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僅占到3.2%， 在政府的全部開支僅占1/10。

　　但是我國的平均個人醫療花費并不算多。根據2015年的數據，我國私人醫療開支占總醫療開支約40%，也就是說，假如當地人去醫院看病，有60%的醫藥費可以報銷。我國每年人均個人醫療花銷約為1066元，僅占人均總收入的2%，相當于美國的1/3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醫療成本相對比較低廉。

　　每個點代表一個國家：越靠近右下角，該國的私人醫療支出越少 　　點越大，人均私人醫療支出占人均總收入的比例越大 　　數據來源：2015年世界銀行發展指標

　　在柳林峰看來，不成熟的國家醫藥政策或許是醫患矛盾激化的導火索。

　　“前些年大部分藥品由政府統一定價，部分藥品價格偏高，醫生每開一盒藥最多能拿20%的提成。于是就有一些無良醫生為了賺錢給病人胡亂開藥。媒體抓住這些負面案例報道，老百姓看了新聞，以為天下烏鴉一般黑，漸漸對醫生群體失去了基本信任。”

　　諷刺的是，前些年患者打醫生是因為醫生亂開藥，而現在則是因為不給隨便開藥。柳林峰稱，“現在國家整頓醫療行業亂象，對藥占比進行了限制。我們醫院規定每個科室的藥品收入不能超過總收入的23%，超過1%就要罰款。現在醫生都不敢隨便開藥了，但是有些患者不理解，覺得我花錢你憑什么不給我開藥。”

　　“醫藥政策就像個鐘擺，一直在來回擺，但不管擺到哪一邊總能打到醫生。” 柳林峰說著，無奈地笑了笑。 

　　黃志強在廈門市第二醫院做了近十五年的醫生，他認為中國的醫患矛盾既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也是當前社會對醫生的觀念不夠先進的體現。“現在我國普遍將醫生、醫療行業當作服務業，大家把醫生當成是餐廳服務生一樣，我給你付錢，你給我干活，這明顯是不對的。”

　　而在于明看來，醫患沖突事件層出不窮，很大程度上還源于中國人對醫生職業的錯誤認知。他認為，大眾媒體對醫療行業過度美化使公眾對醫生產生很多不切實際的期待，“媒體動不動就宣傳醫生是“白衣天使”。電視劇里，病人叫了救護車就有一幫醫生帶著各種設備迅速趕過來；救護車還沒到，醫院的醫生已經在門口迎接了，患者到了就能直接開始手術。但這些在現實中是遠遠達不到的，現實中醫生沒有那么萬能。”

　　“我希望媒體宣傳也好、影視作品也好，能還原醫生真實的形象和工作狀態，讓患者了解醫生也是一種普通的職業，這樣也能促進醫患之間的溝通。”

　　王嘉興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的一名記者，今年9月份，他接下了一個選題，跑到湖北襄陽采訪了一位被患者家屬毆打的麻醉科醫生。在跟進采訪的過程中，他對醫患沖突有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認識。

　　在他看來，造成中國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不能簡單地歸結于醫生、患者中的任何一方。“醫生每天要接待大量的病人，很難照顧到每一位患者的想法和情緒。而醫生是一個職業成就感很高的群體，面對患者提出的‘過多’要求，他們會產生一種不被理解的委屈。這種‘委屈感’不斷積累，就有可能形成醫患間的對立。”

　　醫患關系，能夠慢慢變好嗎？

　　單從媒體報道的傷醫事件的數量上來看，對醫生而言，最困難的時期似乎已經過去了。但醫患之間微妙而緊張的氣氛似乎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數據來源：網絡上搜集的2009至2018年媒體報道的傷醫事件

　　于明認為，這兩年醫生被打的事兒確實少了一些，但他依然感到很苦悶。因為前幾年患者發泄情緒主要用拳頭，這兩年則學會了“君子動口不動手”。

　　“出診的時候經常會被病人辱罵。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就低頭不吭聲，趕緊干活，生怕激起矛盾，造成更大的沖突。”于明無奈地說道，“我們的行事原則就是放低心態，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一個醫生，要把自己看得比患者家保姆身份還低。”

　　黃志強認為，現在醫患沖突的性質發生了一些變化。“以前的醫患矛盾，是患者對醫生的治療或者對護士的服務不滿意。但是現在，病人們鬧的不是這些。”他頗為無奈地表示，“有些病人，醫院的飯菜不好吃要鬧，開的藥貴了也要鬧，甚至連起夜摔了一跤也要鬧。”這些與醫生的職責完全無關，許多病人只是借此將醫生作為發泄情緒的出氣筒。這是醫生群體的“不應承受之重”。

字號越大，詞語出現的頻率越高 數據來源：@詹瑞璽大燒餅發布的有關北大醫院傷醫事件微博的19272條留言

　　王嘉興回想起自己那篇關于醫患沖突的深度報道在最初的選題階段遇到的種種困難。

　　“在這個時間節點寫醫患沖突其實有些尷尬，一方面是這幾年醫患關系已經有一定好轉，花這么大篇幅寫一件事情，可能被批評視野太局限，社會價值不大；而且如果寫不好，還可能加劇醫生和患者的負面情緒。”王嘉興說，“最后編輯跟我商量，看看能不能通過講一個完整的故事，試著從更多的角度去呈現醫患沖突。”

　　于是王嘉興竭盡全力去接觸事件的每一方當事人，他找到了被打的醫生以及醫生的家人和同事，找到了處理此事的派出所警察，又輾轉到鄉下的一處“墳頭兒”找到了正在辦喪事的患者家屬，把這些不同的聲音記錄下來、寫在稿子里，并在編輯的建議下將標題定為“非典型傷醫事件”。

　　報道發表后，醫學知識分享網站“丁香園”的微信公眾號申請了轉載，閱讀量破了十萬加。

　　而令王嘉興感到意外的是，傷醫的患者家屬在看到報道后第一時間向他表示了感謝，“他們可能覺得我在某些方面幫他們洗刷了冤屈吧。”

　　“醫生和患者之間不應該是對立的，在醫患糾紛的問題上，只談對錯，對解決它幫助也不大。我們記者也不是來判斷對錯的。把事件的真相還原，把前因后果說清楚，增進讀者對醫患雙方的理解：記者要做的應該是這些。”王嘉興字斟句酌地說道，眼睛里映著不遠處暗黃色的燈光。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子良、柳林峰、崔淑敏、黃志強、于露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