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起起“藥神”案指向了什么民生痛點

　　山東聊城版“藥神”案迎來轉折。據山東省公安廳消息，對“聊城主任醫師開假藥”問題，3月24日，聊城市警方依法對主任醫師陳宗祥，以及轉賣和幫助購買“卡博替尼”的王清偉作出終止偵查的決定。另據偵查，段某真自2017年11月以來，大量代購、銷售未經批準進口的境外藥品并從中牟利，將另案處理。

　　依照有關規定，“卡博替尼”為必須批準而未經批準進口的藥品。陳宗祥向患者推薦“卡博替尼”并列入醫囑，違反了執業醫師法。但經多方查證，陳與藥品銷售人員并不存在利益關聯。而王清偉應患者王某禹家屬請求，轉賣和幫助購買“卡博替尼”，并從中少量獲利。警方認為二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有著最早引起公眾關注的《我不是藥神》原型陸勇案，和前不久的重慶版“藥神”案的鋪墊，這次聊城版“藥神”案的最終處理結果，不算太讓人意外。醫師陳宗祥開的雖然是未經批準的“假藥”，但“假藥不假”，且初衷是治病救人，如果對其實施刑事處罰，不僅有違“好人好報”的樸素正義觀，也與法律追求的罰當其罪原則不符。所以，基于社會期待和法律精神，這一處理結果都堪稱兼顧了人心與正義。

　　不過，又一個“陸勇”被判無罪，并不能代表類似現實糾葛就此徹底畫上終止符。現有法律對于“假藥”的定義，是否能夠“與時俱進”，充分照拂到現實情況？拿多起“藥神”案來看，對未經批準而“入市”的“救命藥”，是否應該一律不加區分地打入假藥之列？現實版“我不是藥神”一次次上演，證明當前對假藥的法律定義與現實所存在的隔閡，到了必須在制度上正本清源的時候。

　　多起案例中司法實務界的處理傾向，也為法律的修訂和完善提供了基礎。既然相關司法常識已經越來越清晰并得到遵循，就沒有必要在一次次個案中去重復論證，不妨通過司法解釋等方式，在制度上鞏固。這既能減少同類案件處置上司法資源的不必要消耗和社會爭議，也可以讓從患者到“藥神”的各方都形成較穩定的后果預期，于提升法律公信力和保障患者權益，都是雙贏。

　　當然，現實版“藥神”案的癥結并不在法律，而是大量癌癥患者所面臨的抗癌藥之痛。這方面，近幾年國家頂層設計層面也作出了明確的回應。如去年5月1日起進口抗癌藥實施零關稅；2018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增加了12種抗腫瘤新藥；在醫保費用方面，17種國家談判的抗癌藥物費用不納入總額控制范圍，對合理使用的費用按規定單獨核算保障……在繼續推動進口藥降價，探索開放仿制藥生產和引進渠道之外，加速國產新藥的研發“攻關”，縮小國內仿制藥與國外原研藥在質量上的差距，從而在源頭上提升抗癌藥的供給，還需要“快點，再快點”。

　　根據國家癌癥中心2017年數據：全國每天約1萬人確診癌癥。抗癌藥的供應短板已是必須直面的民生痛點。典型案例所呈現的情法沖突，其實是無數家庭和患者所面臨的抗癌藥之痛。

　　因此，又一起“我不是藥神”案得到合理解決，固然讓人欣慰，也期待相關法律和司法操作能夠更完善、更“接地氣”。在根本上，還是要通過多渠道的降價保供，進一步紓解當前社會的抗癌藥之痛。當抗癌藥的可及性不再是問題，類似現實糾葛方有望徹底消弭。

　　文/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