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媽的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進入冬月，大風連刮幾天，隴原上那零星的綠意就被刮個干凈。站在甘肅省靖遠縣北城小學望去，除了遠處的山上還掛著些白晃晃的雪，四周環繞的山皆是不同程度的灰黃，一片疊著一片，山腳下，黃河則在這里打了個類U型彎，甩尾繞山而去。

　　在北城小學念書的陳箏也想越山而去，找她的媽媽。3年前，她的媽媽就是跨過這條母親河，離家出走了。

　　“現在和誰在一起生活？”

　　“爺爺奶奶爸爸姐姐弟弟。”陳箏有些羞怯地說。她今年9歲，瘦瘦黑黑，頭頂著個“朝天揪”，愛低垂著眼睛，紅撲撲的小臉上總帶著羞答答的笑。

　　此時，不知誰突然喊了一聲“她沒有媽媽”，有那么一瞬間，場面有些尷尬。但班上有的同學——在八九歲的年紀——仿佛并不覺得，“我也沒有媽媽”“我也是”“我也沒有”……一些同學紛紛舉著手，爭先恐后地嚷著。

　　陳箏所在的班級有16名學生，其中6人單親家庭，擴大至北城小學所屬的雙龍學區，這個單親數字則從2016年的26人逐年上升到2018年的55人。而在離孫小隆家不遠的河北省大名縣孝廉小學，800名學生中也有28人單親。這些單親家庭中多是母親離家，有的是父母離婚后媽媽離家出戶，有的婚也沒離，媽媽就不聲不響地走了。

　　提起自己的媽媽，有孩子直說“嫁漢去了”，還有的說“跑了”，也有孩子憤憤地說，“我不想她！她是個壞女人”，甚至有孩子拉著記者去她的家里，想讓記者做她的媽媽。問到陳箏時，她沉默了好一會兒，眼睛盯在地上，兩只小手捏在一起，像不知該往哪兒放才好，極小聲地在記者湊上去的耳邊說了句，“想她。”

　　這是她的秘密，她不敢在家里提起媽媽，說“想她”更需要勇氣。一提起，奶奶就會“連著拉長著臉好幾天，會不高興”，如果被發現偷偷聯系媽媽肯定會挨罵，她害怕。媽媽離家四五個月后，突然回來看她和姐姐弟弟，結果被攆出了門，媽媽只好站回了大門口，孩子們就撲過去抱著媽媽哭。后來不知怎地，家里親戚就和陳箏媽媽就打了起來，大人們的打罵聲、孩子們的哭聲頓時混成一片。

　　哭完，日子延綿如舊。陳箏到了上學的年紀，白天就去上學，掙回來不少獎狀；晚上在家幫著洗菜、喂雞，頭發、衣服都是自己洗，作業一般趴在偏房的炕上或茶幾上寫。偏房里燈光昏黃，炕占了大半個屋子，上面鋪著一層薄薄的褥子，堆著幾床臟舊的被子。困了，陳箏就自己去睡。

　　在她的童年里，可沒有什么睡前故事或毛絨玩具，沒有誰在旁邊盯著寫作業還要被氣得“肝兒疼”，不會有媽媽的嘮里嘮叨，也沒誰可以撒嬌，大夏天還要去幫別人摘枸杞掙錢，幾乎沒人留意過陳箏從沒過過生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

　　想媽媽時，憋在心里難受，陳箏就會悄悄告訴她的二姐姐，實在想得厲害，就偷偷記下手機號溜到村里的小賣鋪給媽媽打個電話，給她說著“彩筆沒有油了”這樣的瑣碎事。她在作文中還涂涂抹抹地給媽媽寫了封從未寄出去的信，信中寫道：“媽媽您好，我好想你，你這么這么多年不回來，這是怎么回事呢？”她暗暗下決心，要好好學習，長大去找媽媽，照顧媽媽，“不要再讓媽媽打工”。

　　孫小隆也想過去“南方”找他媽媽，他從不曾體會過有媽媽是怎樣一種感覺。

　　襁褓里的他吃著玉米糊長大，個頭長不高，偏瘦。剛懂事時，他還會追問媽媽去哪兒了，家里人總說“大人的事，小孩子別多問”。但小孩子之間總難免提起，孫小隆記得上小學時，總被人指著鼻子罵，“他沒娘”“野孩兒”……對于他來說，要么攥緊拳頭忍，要么就舉起拳頭打。但他常是被打得鼻青臉腫的那一個，等回家被問起打架的緣由，又免不了一頓罵。

　　孫小隆心里委屈，卻不知道該怪誰。他有時會恨那個從未見過的媽，恨他爸和家里人，甚至恨自己，他不明白為什么別人都有媽媽，自己沒有，“會覺得對自己不公平，總覺得自己缺了些什么，會自卑”。

　　等長大了，他也就不再問了，只是有時會想起那個從沒見過的媽媽在哪兒，過得怎么樣，以及為什么丟下自己——這是個心結，他想當面去問個清楚，去解開它。

　　“那種感覺，沒人理解，至少有媽的人不懂。”孫小隆甚至覺得自己可以本能地甄別出一個人有沒有媽媽，“沒媽的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他樸素地認為，“這個人要么脾氣特別暴躁，要么特別不愛說話。”

　　在過去10多年間，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鄧紅博士也一直在圍繞農村留守兒童，包括單親留守兒童的生存現狀進行調查研究，她的發現和孫小隆的結論竟有些許相通之處——媽媽外出家庭里的孩子，要比爸爸外出家庭中的更加情緒化。

　　“母親與孩子情感上的交流、對孩子生活上的關懷是父親很難做到的，包括母親的很多語言都是互動性的，爸爸則是指令性的。”在鄧紅看來，孩子是一個家庭的“復印件”，和監護人的表現息息相關。

　　離家3年多，陳箏的媽媽偶爾會通過給丈夫發紅包，來換取和孩子們短暫的視頻時間。她覺得陳箏變了不少，以前自己帶孩子時“孩子反應特別快，鬼點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