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給自己六平方米

　　攢夠200元也不是一件易事，作為一名在街頭流動的理發師，劉易理一次發10元，這意味著他至少要給20個人理發。有時，他還會遇到故意不給錢或者少給錢的人。如果一天有10人光顧他的生意，已是件值得高興的事，但有時候他只能等來一兩位顧客，甚至一整天不開張。3月，北京刮沙塵暴的那天，他也照常外出，坐公交車去建筑工地，一天只有一個顧客。

　　但劉易還是要把它作為自己的目標。每天外出掙來的錢，要扣留基本的生活開支，包括房租、水電費、生活費，余下的一旦湊夠200元，他就去郵政儲蓄銀行匯到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兒基會”)，分文不留。

　　4月15日下午，劉易在六里橋理發，沙塵暴來了。

　　匯款的收據，被一張挨一張貼在筆記本上，筆記本裝進一個藍色的文件袋里，陪著劉易輾轉過北京的多個出租屋。如今，文件袋放在緊挨著北京西六環的王佐鎮東王佐村，一個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里。

　　北漂18年后，這個6平方米的屋子裝下了劉易的一切。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小柜子放進這里，就會占掉差不多一半的空間。床里邊堆著各種雜物，擠得他晚上睡覺翻身都難。除此之外，這里再沒什么陳設——沒有暖氣，更不用說空調。電磁爐或煤氣灶也費錢，一個電熱鍋是屋里唯一的炊具。

　　3月25日入夜后，劉易戴上頭燈在路邊理發。

　　屋里沒什么值錢的東西，劉易最珍重的就是那個被塞得鼓鼓囊囊的藍色文件袋。他把它放在床上當做枕頭，在夜里一同睡去。文件袋里貼著匯款收據的筆記本已經有4個。貼完這些，他用了17年。

　　北京市豐臺區王佐鎮的郵政儲蓄銀行柜臺員工見他隔三差五就來匯款。一張張5元10元的紙幣湊成200元。多年來，他一直使用“地址匯款”，因為匯款方式陳舊罕有人用，柜臺員工記住了他。除此之外，關于他，人們知道的并不多。

　　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兒基會也不清楚那些匯款背后藏著一個怎樣的人，他又是如何將一筆筆匯款湊齊的。直到2020年11月，中國兒基會突然接到劉易的求助電話。

　　北漂那么多年，那是劉易第一次生重病，腰疼得直不起來，睡不著覺，“蹲廁所都蹲不下去”。病發前一天，他剛給中國兒基會匯過款，匯完款身上只有50余元。他沒辦法外出理發，醫藥費、生活費和到期的房租也無著落。他不喜歡麻煩別人，那是他第一次感到無計可施。

　　中國兒基會副秘書長王海靜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收到求助后，基金會核實了劉易的捐款情況。在中國兒基會的捐贈記錄里，劉易的名字2009年7月開始出現，之后他幾乎每月都捐，從不間斷，這個名字下的捐款達到98020元。

　　2020年，劉易給中國兒基會捐了8600元。與這一年中國兒基會收到的共計4.21億元的捐贈物款相比，他的捐款只是總數的4.9萬分之一。但在王海靜看來，劉易是中國兒基會數不清的捐款人里的一個特例。

　　“微不足道。”劉易總是這樣講。他出生在山西運城的一個村莊，后來響應國家“西部大開發”的號召來到新疆，把戶口也遷至吐魯番市七泉湖鎮。他有一個當教師的女兒，跟著早已離婚的妻子在新疆生活，他們之間幾乎沒有聯系。在老家，父母已經過世，如今他無依無靠，孤身一人。

　　每天早飯一過，58歲的他就出門理發，帶上饅頭和咸菜。晚上回到家，他就去超市買降價菜。每天外出掙來的錢，留下生活所需，湊夠200元就匯出去。他已很多年未生過病，因此他甚至沒想著給自己留點醫藥費。

　　王海靜告訴記者，基金會就劉易捐款事宜專門開會商量過，決定暫時不再接收他的匯款，并囑工作人員到劉易住處當面溝通此事。與此同時，他們決定在全基金會范圍內進行愛心募捐，半天時間捐了6900元。籌完款的那天下午，錢就被送到了劉易的出租屋里，包括他2020年捐的8600元，一共15500元。

　　那間出租屋離北京市中心很遠，公交車要跑30分鐘才到距此最近的地鐵站——14號線的最西端張郭莊站，那里距離天安門有30余公里。

　　劉易是沖著這里低廉的房租來的。2009年剛搬來時月租150元，如今300元。這是東王佐村的一座大雜院里最角落、最便宜、面積最小的一間。中國兒基會的工作人員前來探望時，他只好帶他們坐在院子里聊天。

　　多年來，那間出租屋幾乎沒什么人造訪。同院兒的鄰居與他并不熟悉，同住一年多，沒講過一句話。他始終一個人在這里生活，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睡覺，獨自忍疼吃藥，看書。

　　他原本擁有屬于自己的家和房子。但在山西老家，屬于他的土坯房在母親去世之前被賣掉了。他留幾千塊錢給母親按老家的習俗辦了個葬禮，剩下的錢又捐了。

　　這個異鄉的出租屋里，陽光被圍墻遮擋住了，終日照不進來，屋里彌漫著潮味。他的一日三餐從簡，蒸倆6角一個的白饅頭，再把鹽、醋、香油倒在切好的洋蔥絲與黃瓜片上涼拌做菜，最后用蒸饅頭時煮沸的水沖一碗蛋花湯。幾乎頓頓如此，有時黃瓜換成青椒，面條替代饅頭。

　　他幾乎沒什么開銷，省下的錢，他也不存，一筆一筆匯給中國兒基會。

　　已經無法算清，過去的17年里他匯出多少錢。因為貼在那些筆記本上的匯款單并非全部。劉易告訴記者，他是從2004年開始捐款的，起初，他并沒想過要把匯款單保留下來，扔的扔，撕的撕，后來經人提醒才留下，但偶爾還是會丟失一些。

　　在早期的一些匯款單上，他甚至并未使用真名。他的有些匯款收據上，姓名一欄寫著“艾新”，后來還出現過“馮賢”，那是“愛心”與“奉獻”的諧音。中國兒基會的過往賬目里，以“馮賢”名字的捐款，從2005年10月至2009年7月，共計19050元。

　　從出租屋里那沓可供查詢的匯款單來看，劉易的匯款從2004年11月10日開始，數額從50元到100元、200元、400元、1000元不等。17年來，匯款單上的捐款總數已經超過12萬元。

　　劉易告訴記者，捐款的念頭起于他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兒那雙大眼睛給他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印象，他一邊回憶，一邊用雙手在眼前比了兩個圈。

　　他不知道那張照片的名字叫《大眼睛》，后來成了希望工程的經典照片。他想的只是希望“力所能及地幫那些上不起學的孩子”。

　　他總把“我沒什么文化”掛在嘴邊。他35歲去新疆之前，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在家中排行老五，小學五年級時，父親年邁，他就輟學回家幫父親務農掙工分換口糧。他后來想，如果繼續上學，日子一定比現在過得要好，他那時的同學有人日后考上大學，后來去了某省省委工作。

　　他是非典過后從新疆來北京打工的，他喜歡看新聞，當他2004年在另一篇報道里看到，時任中國兒基會秘書長的程淑琴慰問地方學校，一條漫長的捐款之路開始了。

　　2004年，他開始以“地址匯款”的方式，向“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捐款。那些匯款單上，從未出現過收款賬戶，只有收款人姓名“程淑琴”和收款人地址“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內大街15號”。

　　王海靜告訴記者，劉易匯來的捐款屬于“非定向捐贈”，“主要用于兒童教育和困境兒童幫扶”。

　　偶爾，他的匯款單上也會出現其他收款人的名字。2020年武漢疫情期間，他向“湖北武漢市防控防疫指揮部”匯去200元，贈言寫著：抗擊疫情。這筆錢后來被退回，他又匯往湖北省慈善總會。

　　多年以來，記錄著匯款位置的郵戳出現過“北京西站”“錦繡大地”“木樨園”等，匯款單上匯款地址也時常變動，有時是蓮花池東路118號，有時是四季青鎮田村1號，還出現過毛家灣胡同15號、舊宮鎮關帝廟路1號、大紅門久敬莊，后來，最頻繁出現的是東王佐村。

　　每一次匯款地址的變動，都意味著劉易在新的地方租下房子。在北京顛沛流離的18年，他在超市門口發過傳單，在北京西站做過保潔，出沒北京的各個火車站給乘客拉過包，到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蹬三輪送過牛仔褲，在新發地卸過從壽光拉來的蔬菜。最累的一天卸了5萬斤冬瓜，掙150元。

　　10多年來，這個“沒什么文化”的老北漂，慢慢要被時代和時間淘汰了。快遞公司多了后，拉包的活兒越來越難做；年紀漸大，送貨卸菜干起來也變得吃力；疫情以來，路邊擺攤理發的生意也受到影響。

　　但那些捐給貧困兒童的錢，就是他這么一點兒一點兒掙來的。

　　他很少向外聲張此事，除非遇到麻煩。比如向前來攆他的城管或保安出示他的匯款單，希望博得同情，但通常并沒有用。一位同院的鄰居還是去年無意間聽說他捐款的事。這個鄰居有些想不通：“你沒錢，你就先把自己過好再說吧。”也有人勸過劉易，“你別捐了，你給你自己留著吧。”但他似乎一點兒也不在意別人的看法。

　　今年3月，他暫時停止了給中國兒基會的捐款，因為看到一篇關于白血病家庭的報道，他決定先給報道中的4個白血病兒童每人捐200元。劉易說，“他們急著用錢。”

　　當一位白血病患兒的父親知道他的捐款是每天外出理發攢來的時，拒絕接收。劉易知道對于一個動輒花費百萬元的白血病家庭而言，200元不過是杯水車薪，而自己“能力有限”，但他執意要捐。

　　他幾乎一天不落地出門掙錢。長期以來，他都不曾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理發店，也沒有固定的理發攤點，總在早市、工地、小區、公交車站、立交橋頭等地四處騰挪。

　　他純粹地信奉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口號，遇著什么事總想著“盡一點兒心意”。在北京18年來他除了毛主席紀念堂，沒有去過什么地方參觀。

　　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2008年汶川地震時，他本已準備好前往，但發現地震破壞了交通，火車無法抵達，遂放棄。2013年4月，他從收音機上得知雅安地震，隨即買票去了震中蘆山，在災區當志愿者幫忙卸礦泉水和救災帳篷。

　　2020年7月14日夜里，他來到位于江西九江的江新洲渡口。那時，中國南方深陷一場僅次于1998年的洪災，長江中的小島江新洲被洪水圍困。

　　劉易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看到新聞上說這里抗洪缺人，便從北京西站坐了15個多小時的硬座，趕赴九江。一路打聽尋找到江洲鎮防汛抗旱指揮部后，被告知目前已經不缺乏人手。當天晚上，他又悄悄回了北京。從北京到九江的單程車票163.5元，房東后來才知道，那些路費是他借的。

　　其實他的理發生意并不穩定，時常被保安和城管攆得到處挪攤子，有時還會被搶奪理發工具。

　　在北京的10多年來，他獻過24次血，每次都是400毫升。“我原來身體好，但是現在不行了。”劉易說，他已經很久沒有獻血了。如今理發站久了，他就得坐下歇一會兒，止疼片和治他腰病的藥隨身攜帶。

　　他被醫生診斷為“腰椎骨關節病，脊柱骨質疏松伴病理性骨折”。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從事體力勞動者腰椎的退行性病變。以前下雨他也出攤，但現在一下雨他就腰疼得出不了門，只好待在出租屋里養病，看書，吃止痛片。

　　10多年來，他看著出租屋外的院子里那棵李子樹一點點長大，從小樹苗長到樹干與他大腿一般粗細。春天來時，李子花開，清香四溢。但他明顯感覺到自己身體正一點點兒衰老、退化，飯量減少，器官正在萎縮。

　　以前，干重體力活兒，他常能吃1斤豬頭肉、10個饅頭，但如今只能吃兩個饅頭。大概是咸菜吃久了，胃也今不如昔，出門時常抓一把花生米帶上，沒事嚼嚼，“養胃”。

　　眼睛在變花，聽力在衰退，力氣更是大不如前。年輕時送公糧，一袋糧食自己也能撩到肩上，但現在抱一捆一二十斤的傳單也覺得沉。他也有些健忘，有時出門理發，走到公交車站才發現，有工具被落在家里。

　　腰犯病后，他變得比以往更在乎時間，著急外出掙錢。天黑了，他就從手提袋里掏出頭燈，像20年前在新疆下煤礦一樣，把燈箍在腦袋上，埋頭繼續干活兒。

　　“他的年齡在不斷地增加，他年長之后，謀生的能力降低了。如果再接受這樣的捐款，我們于心不安。”王海靜說，“建議還是量力而行。”

　　然而中國兒基會的工作人員發現，劉易并未聽勸，2021年他們再次收到他的11800元匯款。其中1萬元是劉易治療腰病后剩下的，1800元是過去一年他理發掙來的。

　　4月7日，兒基會的工作人員第二次到出租屋里探望他，把錢又退了回去，再次建議他暫停捐款。但就在他們到來的前一天，一張嶄新的、匯往建國門內大街15號的200元匯款收據又出現在這間出租屋里。